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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黄兴的合作
[发布日期:2018-05-03]   本文已被浏览过: 次   字号: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与黄兴都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当时世人曾以孙黄并称。孙中山与黄兴的合作,是两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大为有益。

    

  (一)

  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一见面即开始携手合作,为实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共同组建中国同盟会作出决定性贡献,使得革命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进入新阶段。

  19057月,孙中山(名文,号逸仙)从欧洲来到中国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准备筹组新的革命大团体。他认为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约在724日,孙中山一到东京就向日本老友宫崎寅藏打听东京中国留学生中有无杰出人物,宫崎推荐了华兴会会长黄兴(字克强),孙中山马上就要去看黄兴。宫崎回忆:“我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他不允许这样,说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应该我前去拜访他。’”

  其实,“1905年春夏之交,黄兴眼见赞成革命的同志与日俱增,田桐、白逾桓、但焘等革命积极分子也聚集东京,感到建立革命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即与宋教仁等商议,‘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当他去与程家柽计议时,程劝他稍缓时日,等待孙中山的到来,把这个组织的创建之名让给孙中山。原来,程家柽在几年前已结识孙中山,近日接到孙中山来信,告诉他将来日本。所以,当黄兴提议建立联合组织时,他就说:‘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维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黄兴接受了程家柽的建议,决定待孙中山到达后,再议建立联合革命组织。”

  孙中山与黄兴,一个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一个不计名利、重在务实,两人尚未见面,就有了合作的良好基础。

  孙中山与黄兴一见如故,在建立联合团体上取得共识。孙中山还积极跟许多革命分子会晤协商。728日,孙中山又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会晤,强调革命力量联络的重要性。29日,黄兴邀集在东京的华兴会成员讨论与孙中山合组革命大团体问题,大家意见不一,黄兴“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观点折中,最终决定各人自愿。30日,孙中山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商定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和推定会章起草员。黄兴和宋教仁、张继、程家柽等人筹备了813日下午的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会上孙中山向广大留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声势空前。8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召开。

  孙中山与黄兴合作在成立同盟会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初期加盟者也就主要是集结在日本的中国各省留学生。同盟会成立前夕,黄兴是最有号召力的留日学生领袖,而孙中山当时与东京中国留学生联系极少,与黄兴是初次相识。据核查,730日前加入同盟会或参加筹备会的共计80人,其中属于孙中山的旧相识仅10人,还包括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其余多是与黄兴一道加入过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和华兴会等爱国革命团体或受黄兴影响的留学生,单是黄兴家乡所在湖南湖北地区就占41人。在日本的革命小团体中华兴会成员较多,当时在东京的兴中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都是个别的,而黄兴是华兴会的领导人。同盟会成立时,在东京的华兴会会员不但几乎全部加盟,而且许多人成了同盟会的骨干,日后华兴会再也没有作为小团体进行活动。

  在同盟会组建过程中,孙中山大力进行倡导和宣传发动,提出会名、纲领、誓词,并起草与保管盟书等。黄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带头响应大联合,进行联络策划,是章程起草员之一,在会名、机关报方面提出重要意见并被采纳。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察同人之意,总理一席,属意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众人赞同。孙中山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不在,有全权主持。”孙中山早在1894年即组建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国内外广泛宣传鼓动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了广州、惠州两次起义,是世界上知名的革命家。黄兴留学日本时自1902年投身于爱国与革命活动,1904年创建了内地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在同盟会成立前的革命团体中实力最雄厚,又策划了长沙起义。由于彼此在革命活动中的威望、实力、资历和贡献,黄兴带头拥戴孙中山,孙中山倚重黄兴。孙中山正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革命领袖,黄兴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也从此确立。

  (二)

  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武昌起义,孙中山与黄兴作为同盟会领导人,彼此扬长避短,分工协作,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同盟会内部几次出现分歧、纠纷时,黄兴以革命大局为重,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和威信。

  孙中山长期在国外生活,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比较了解,对世界大势、各国政情认识比较清楚,擅长于民主革命理论的研究,善于跟外国政界、财界人士打交道,与华侨有广泛的联系,易于取得华侨的支持。孙中山在同盟会革命活动中侧重于三民主义理论建设,游说欧美朝野寻求政治经济帮助,向华侨募集可观的经费,建立同盟会在南洋、北美的海外组织等。

  黄兴生于湖南,就读于湖北两湖书院,留学于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日本,跟国内与留日学生界均有广泛的联系。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即离开日本去东南亚各地活动,19073月日本政府又禁止孙中山在日本居留,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实际上多由黄兴主持。黄兴相对擅长军事,注意在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培养了后来在各省起义的骨干力量,同盟会在国内的历次武装起义黄兴几乎无不参与发动和指挥。

  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以主要精力和时间直接投入两广地区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黄兴也潜入广西清军中,奔波数月,多方联络。1906年秋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指导全国武装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提出以两广作为武装起义起点的战略思想,在孙黄初次相会时即为黄兴所接受。由于孙中山为清朝政府和香港当局所注目,不能回国直接从事武装起义的发动,甚至不能在靠近国境的地方过久停留,同盟会发动国内武装起义,往往是孙中山在国外谋划、筹款,供给枪械军饷,而由黄兴负责具体筹备、军事指挥,带头冲锋陷阵。黄花冈起义失败后,黄兴要亲身搞暗杀,孙中山多方动员同志解劝,指出:“黄君一身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此个人主义事非彼所宜为也。”

  1907年初,同盟会开干事会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式样,孙中山主张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起义流血将士。与会者另外提出多种方案,黄兴觉得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倾向于用井字旗,“谓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征。”孙中山坚持要用青天白日旗,又在上面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并把话说绝:“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气得要退出同盟会,但在众人劝解下,很快冷静下来,作出让步。

  19076月,同盟会内部发生第一次倒孙风潮,章太炎等人因经费问题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任总理。黄兴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让一场轩然大波随之平息。1909年,同盟会内部发生第二次倒孙风潮,陶成章等人因经费问题起草“孙文罪状”,要求开会罢免孙中山。黄兴拒绝开会,依照事实为孙中山辩诬,多方说服劝解,维护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和威信。

  (三)

  从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与黄兴仍是内外分工协作,合力担当革命重任。孙中山在黄兴任劳任怨、不图名利的协助下,开创了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新纪元。

  19111112日,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成功。他事后说:“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20日,孙中山在纽约针对国内局势提出五条指导性意见,第一是关于武昌革命之进行,由黄兴率领同志前进。孙中山自己绕道于美国、英国、法国,走访政要,希望外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予以政治经济支持。由于外国政府只保持中立,孙中山的愿望落空。

  黄兴于1028日辗转抵达武汉,临危受命,担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保卫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其意义诚如居正所言:“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冯自由说:“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汉阳既失,克强乃走上海,谋率各省义师大举北伐。各省代表于是拥戴克强以组织元帅府。迄中山先生自欧洲归国,当选临时大总统,克强受任为陆军部总长,而民国中央政府遂以产生。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在革命阵营内,黄兴发挥了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的关键时期的领导作用,为同盟会扩大了影响,团结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为革命派在即将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里争得领导地位。1220日,各省代表会请黄兴尽快从上海来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黄兴正当筹款就绪,确定24日启程之际,突然接到孙中山来电,知道孙不久即可抵沪,黄兴又临时决定等孙中山来再说。

  1226日,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密商举先生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致意”。晚上的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上,宋教仁力主临时政府采用内阁制,孙中山则力主总统制。 27日继续开会,宋教仁“内审国情,外察大势”,再一次强调“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不肯稍让。孙中山最后也只得“认可”。会议讨论决定“举孙中山为总统,克强为内阁总理”。但黄兴坚持不受,请宋教仁担任,宋教仁亦不允。黄兴在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上就政府采用总统制发表意见,得到代表赞同。组建南京临时政府过程中,在政府体制、总统选举、人事安排等方面,黄兴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为困难,孙中山直接处理外交、财政,结果向外国借款皆成泡影。同盟会中有人对孙中山不谅解,黄兴为此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

  在临时政府里,黄兴是最忙的人,除军事外,议和、筹饷以及处理各方面关系等等,都离不开他的策划。胡汉民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总参谋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张继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一般趋炎附势,概称克强为‘克老’。”

   12月上旬起,黄兴以民主共和为原则,主持了南北议和。他曾对耿毅说:“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不过后来孙中山也面对现实,在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下让位于袁世凯。

  (四)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孙中山与黄兴政治见解相近似,行动也还协调。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在政见和党建问题上有严重分歧,无法合作,但在处理彼此关系上比较理智,政治上并未决裂,仍保持私人友情。护国战争中,两人互通声气,重新合作。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孙中山与黄兴先后从事实业建设,又先后北上会晤袁世凯。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后,孙中山起初也是主张通过政治或法律手段解决宋案,并非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一开始要以暗杀反击袁世凯,被孙中山劝止。黄兴在武力讨袁上也作了多种努力和准备,但因大多数人不赞成和他自己毫无胜利把握而一直持慎重态度,无奈之下他才主张诉诸法律,借以揭露袁世凯,为武力讨袁作舆论准备。孙中山与黄兴都主张联日反袁。19137月二次革命爆发,黄兴主动代替孙中山去南京指挥军事,保障孙中山安全。

  孙中山与黄兴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见解不同,对失败后的形势估计大相径庭,在建党问题上有原则分歧,经多人多次调解,政治裂痕仍无法弥合。但黄兴既没有拉人另组政党,也没有在党内拉帮结派,仍然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公开表示:“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为避免党内矛盾恶化,黄兴离日赴美。

  1914627日,孙中山赴黄兴寓所送行,并集古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孙中山对黄兴赴美很关心,曾“亲笔致书美洲华侨同志,谓克强先生为吾党健者,革命元勋,理宜竭诚欢迎”。

  黄兴在与美国华侨谈及孙中山时,都表示很尊敬孙中山,从不公开讨论他和孙中山的分歧,对孙中山“不独无怨言,而且绝无违背本党之行动”。191510月,黄兴托其子黄一欧送函给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经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19165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后,孙中山致函黄兴,详告最近国情,强调反袁各派团结方能致胜,并托黄兴在日借款购械。76日黄兴归国抵沪后,孙中山与他“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  

  19161031日黄兴病逝,孙中山“为国为友,悼伤百端。”亲为发丧,领衔主持丧葬。

  (五)

  孙中山最早从事民族民主革命,高举反满的民族主义大旗,并提出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共和革命目标,同时具有愈挫愈奋的爱国强国奋斗精神,被拥戴为革命领袖。但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伟人在从事伟大事业时,即便在核心领导层范围里也不能包办一切。孙中山与黄兴合作,以黄兴为副手,大大有益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这样两人优势互补,革命事业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广、海外的力量与长江中上游的力量互补,革命理论与实际工作互补,政治宣传与武装斗争互补。

  孙中山觉悟早、视野宽、胸怀广,理论造诣深,意志坚强,作为领袖具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魄,但也过于自信、专断,处事简单、急躁,缺乏民主协商作风,后来家长制作风破坏了孙黄合作。而黄兴为人宽厚,大度无私,严于律己,顾全大局,从不居功诿过。他非常尊敬孙中山,称之为先生,始终如一地维护孙中山的领导与威信。黄兴往往帮孙中山补台,有效地协调革命阵营内的矛盾、纠纷,维护团结,阻止分裂。

  孙中山名气大,在祖国内地、香港、日本等地活动不便。他用很多时间精力在南洋、欧美作财政、外交上的努力,由于他对外国政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华侨的捐助也不可能无限度地供给,因此实际工作成效大受限制。黄兴坚持原则,长于实践,长期主持同盟会的党务、军事,威望高,功劳大。“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虽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两人确实是各有侧重。

  孙中山与黄兴合作,既成就了辛亥革命也成就了他们自己。正如章士钊说:“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宋教仁说:“黄克强先生与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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