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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的象征:饶宗颐
[发布日期:2018-05-03]   本文已被浏览过: 次   字号:

   20182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享年101岁。饶宗颐先生被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和“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与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一方水土是不是也同样培育着一代学者呢?

  香港自开埠以来,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由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渔村发展成繁华昌盛的大都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荒岛蜕变为国际知名的金融贸易中心,这一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人文精神方面,香港却长期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沙漠”。在这一百多年间,其实有许多国内学术界的大师曾不止一次地来过香港,如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蔡元培等等,他们或是途经,或是讲学,或是避难,长者居住数年,短者可能仅有数日,但不论时间长短,他们总是将自己来香港视为客居,并未将香港认同为故乡,一旦时局好转,他们就会北上,重归故里。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国内政治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内地学者既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手段,又不认同新政权的治国理念,于是便纷纷南下香港。多年来,他们不仅在香港著书立说,教学育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逐步地将香港看作是自己的居住地,从而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的情结。在这众多学者中间,饶宗颐教授(以下均以“饶公”这个大家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来称呼他)就极具代表性。

  初次结缘

  饶宗颐,初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191789(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其祖父兴桐,字子梧,曾任潮州商会会长,一生勤德简朴,蓄德为本。父宝璇,又名锷,号钝庵、纯沟,排行第三,早年就学于上海法政学校时曾参加“南社”,接受新思想;毕业后回到原籍,曾任《粤南报》主笔。据饶公自己回忆,他的祖父与父辈都在当地开设钱庄,发行银票,在潮州可称为首富。他的父亲不仅是个商人,而且还是当地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他的“天啸楼”藏书有三万余卷,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饶锷老先生还著有《天啸楼文集》七卷以及《〈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多卷(已佚)等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饶公自幼就徜徉在书海中,也不管懂不懂,成天就在藏书楼里看书,日积月累,少年时的他就对中国古代文献学、目录的分类与特征了如指掌,对于历史与诗词更是烂熟于胸。

  1932年,饶锷先生不幸病逝,享年42岁。此时饶公还不到16岁,作为家中长子,他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既要管理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先父的遗作。饶公后来回忆说:“我只能两方面做一件做得好的,就是能够把父亲的学术继续下来,但是生意我就没办法管了。”嗣后饶公就没有继续上学,而是专心致志,旁征博采,集佚钩沉,整理先父遗作。两年之后,终于完成了《潮州艺文志》的补订工作,并连载于《岭南学报》第四至第六卷(1935-1936)上,署名为“潮安饶锷钝庵辑、长男宗颐补订”。

  在此前后,饶公还先后撰写和发表了《韩山志》、《广济桥志》、《海阳山辨》等一系列文章。由于在地方志方面的卓越表现,1935年仅18岁即受聘于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这样,饶公就从家乡来到广州华南最大的都会,在中山大学这个南方最重要的学术重镇中他结交了许多学者,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加入了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成为学会最年轻的成员。

  19377月,抗战爆发,次年10月,广州失守。饶公为避战乱返回潮州,第二年5月,潮州又沦陷。饶公是以作《马屎赋》记下当年之悲情,并在序中曰:“潮州沦陷之一年,大饥,民至拾马粪,瀹其中脱粟而食者,予闻而悲之。”同年8月,饶公以通志馆纂修的资格,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当时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澄江,接到聘书后,饶公即应聘启程,取道香港,再转赴云南。没想到途中竟染上恶性疟疾而无法赴任,因而滞留香港,从而与香港结下因缘。

  此次初临香港,在饶公的学术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其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几位学术界重要的人物,其中有两位广东籍的元老对他日后的学术影响至深且大,这就是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和曾任交通部总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

  在此之前,应该说饶公还只是一个热心乡邦文献、有相当功底的青年才子,眼界尚不开阔,思绪亦有所局限,但机缘使然,让他在香港得到这两位学界先驱的指点,视野便一下子放宽了。可以说香港之行是饶公一生中的重要分水岭,以至于直到今天,饶公还念念不忘这两位前辈学者对他的关照与爱护。

  再赴香江

  194112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很快沦陷,饶公亦随大批逃难的人群离开香港回到故乡,其间曾任揭阳县文献委员会主任,并于金山中学任教。1943年秋,饶公应聘前往广西桂林,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无锡国专是国学大师唐文治创办的以传授中国文化为宗旨的著名学校,教学严谨,国学根底扎实,曾先后培养出如王遽常、唐兰、钱仲联、蒋天枢等一大批优秀学者。抗战爆发后,无锡国专内迁到大后方继续办学,而饶公能被该校聘任,说明他的学问与功力此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抗战胜利后,饶公先是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不久又返回汕头,担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在当地官员和富商的倡导与赞助下,开始重修潮州志,饶公既被誉为“潮州才子”,又在地方志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聘任《潮州志》总编纂兼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饶公组织编撰人员收集各方资料,勘查史前遗址,研究出土文物,既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修志的传统体例,又采用了新型的观点和方法,先后修成部分志稿,如沿革、疆域、地质、矿物、气候、水文、物产、交通、实业、兵防、教育、户口、职官、艺文等等,并交汕头艺文印务局印行。

  1949年,饶公为《潮州志》是否继续编纂一事再次来到香港,听取主要赞助人方继仁先生的意见。

  留港期间,饶公一方面收集各方史料,鉴定出土文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同时他还在刚成立的新亚书院担任教职。1952年,饶公被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教授聘请为港大专任讲师,对于饶公来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此后他可以在一个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和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研究。在此期间,饶公在港大中文系开设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文选以及文学批评与古文字学等多门课程,后来又教授《老子》、《庄子》及道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参与中文学会和《东方文化》的主要编辑工作。这也是饶公学术成就收获丰盛的时期,他不仅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同时还不断出访欧美、日本及印度等地,或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是担任访问学者,既结识了众多当时国际著名的学者,又亲眼目睹了欧美博物馆珍藏的许多古物与文献,眼界大开,视野更宽,日后他之所以被尊称为国际汉学家,就是由此而奠定的基础。回忆这段往事,饶公曾感慨地说:“是香港造就了我,使我得以接通世界学术界的窗口。”

  1968年,饶公接受新加坡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中文系系主任。当时新加坡刚刚脱离马来西亚独立,饶公担任的又是中文系的首名讲座教授,可见当时饶公在国际汉学界学术地位之重要。是年8月,饶公举家迁往新加坡,暂时离开了香港。

  饶公原先与新加坡大学签的是九年合约,但是由于新加坡过于规范化,使得饶公自由的天性得不到发展,因此约期还不到一半他就待不住了。1973年饶公又返回香港,继续献身于香港的学术和教育之中,不过这次他不是回香港大学,而是来到成立刚刚十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并一度兼任系主任,带领全系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建树良多。

  1978年,年逾花甲的饶公自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旋即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暨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退休后的饶公非但没有退出学术阵地,反而退而不休,更加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他经常前往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实地考察;他还利用香港这一有利的环境以及他个人的声望,筹集资金,举办国际会议,组织研究中心,邀请国内学者访港,进行学术交流,创办并主编大型学术刊物;饶公本人更是厚积薄发,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退休后的饶公还有充裕的时间吟诗作画,在海内外举办个人书画展,并出版了数十部书画集。上个世纪末,饶公的一些朋友与弟子组织了一个编委会,整理了饶公已经发表的大部分论著和诗词,并冠名为《二十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共分为1420册,逾千万言,并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200310月正式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后又出版了简体版;其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又编辑出版了一套共12册的《饶宗颐教授艺术创作汇集》,实为香港、中国乃至全世界汉学界的一大盛事,这也印证了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所说饶公不愧为“20世纪后半期汉学界最高权威之一”之言。鉴于饶公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几乎所有香港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树仁大学都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更向他颁授了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大量的事实说明,饶公早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并且与这颗东方之珠的繁盛与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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