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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明清时期的南京大校场
[发布日期:2018-04-10]   本文已被浏览过: 次   字号:

   南京大校场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近百年来,它主要以大校场机场和中国空军基地而闻名于世。在进入机声隆隆、枪炮轰鸣的民国大校场之前,让我们先循着旧时文献的线索,去追寻它的前世——明清时期那锋镝鸣响、人马喧腾的大教场。因其与小教场关系密切,并略述及之。

  大校场本是大教场

  南京大校场原名大教场,是明朝京军大教场的故地。所谓教场,简言之,就是旧时练兵、训马、检阅、比武的专门场地。

  在正史中,“教场”之名首见于《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乾化元年(911年)十月“丙子,帝御城东教场阅兵,诸军都指挥、北面招讨使、太尉杨师厚总领铁马步甲十万,广亘十数里陈焉。士卒之雄锐,部队之严肃,旌旗之杂遝,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岳,势动天地,帝甚悦焉。”寥寥数语间,梁太祖朱温在教场检阅军队的宏大场面如在眼前。

  历史上教场这一军事设施的出现,远早于五代,只是此前罕有文献记载。今山东茌平县尚有“教场铺”遗址,相传是战国时期孟尝君练兵的地方。到了唐朝,诗人杨巨源《赠邻家老将》一诗中已有“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的生动描写。宋朝以后的相关记载较多。据《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五年(1135年),高宗下令“置诸州军教场,选兵专习弓弩,立格按试。”到了明代,教场的设置更加广泛,可以说,大凡有驻军的地方都设有教场。

  近代以来,各地教场尽数废弃,原址面目全非,但作为地名,仍在北京、南京、重庆、宁波、南昌、镇江等许多地方留存。不过,在传延的过程中,由于本相罕为人知,导致文字讹用,出现了“校场”“较场”等不同写法,“教场”之本名反成了历史陈迹。南京的大校场、重庆的较场口,就是典型的例子。

  明朝设立大小教场和神机营

  朱元璋定鼎金陵(应天)后,依山傍水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城墙,用以护卫京城,在城东建设皇城、宫城,并在城内外设立大、小两教场,供驻军训练。

  大、小教场的设置,与明朝的兵制有很大的关系。据《明史·兵志》载:“初,太祖建统军元帅府,统诸路武勇。寻改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已,又分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洪武四年,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度,每5600人为一卫,其下设有千户所(凡1120人)、百户所(凡112人)。为保障中枢,朱元璋将最精锐的军队安置于京城一带,分为48卫,合计20余万人,由五军都督府直辖。大、小教场就是48卫首都卫戍部队日常操练的地方。

  明成祖北迁后,应天成为留都,称南京,仍保留与北京配套的都城建制,包括驻军,“以体例北京,拱护都城,而重祖宗根本之地。”但驻军数量自然有所削减,到万历年间,“大小二场,新旧官军二万三千有余”,已不足初期的十分之一。明神宗曾采纳参赞尚书王璘建议,南京驻军“如北京各边,三千一百二十人为一枝,每枝分中、左、右哨,得兵七枝。余置旗鼓下,备各营缺。”

  明廷先后在南京设置的军事基地,除步兵为主的大、小教场外,还有火器军的神机营和水军的新江口、浦子口等。“凡大小教场操练军士,新江口操习战船,神机营演放火器,俱各府公侯伯都督及都指挥等官专管。”以上各处均养有军马。嘉靖九年(1530年),兵部“议准印烙南京各营马匹,大教场用‘大’字,小教场用‘小’字,新江口用‘新’字,神机营用‘中’字,浦子口用‘正’字为记,以便查考。”

  以上各处,大多位于城外,地处城内者只有小教场。据《钟南淮北区域志》载,“小教场,俗呼‘小营’,古乐游苑也。”在明宫城西北太平门内,覆舟山(小九华山)以南,是城防部队西十八卫的日常操练之地。

   从清人所绘《明都城图》上看,大教场位于城东南通济门、正阳门(即光华门)外,秦淮河以南、以西,土山、方山以北,中和桥东南,上方门西北(实际范围要小一些),其地较小教场为宽阔。神机营原设于城内,“与大、小二教场同练,军士常操不息,风雨方免”。成化九年(1473年),为便于管理,乃移至城外,遂与大教场毗邻。嘉靖年间,“兵部尚书李遂奏请定议南京增设都督坐营官,许其奏带家兵,大教场坐营都督八十人,神机营、小教场六十人。”由此可见,明朝大教场之地位,当在小教场、神机营之上。

  清朝大、小教场兴衰

  入清后,南京降为江宁府,为江南省城和两江总督驻地,明故宫一带成为旗军驻防城(又叫“满城”)。有清一代,小教场地位依然重要,“为绿营训练之所及三年大比试武生于此。清时车驾南巡,皆阅镇将射于教场中,有演武台。”(《钟南淮北区域志》)当时,武科举的小教场与文科举的江南贡院,并为江南科举的两大考场,建有厅堂(为考官阅武评判之所)、武庙及演武厅(为将军、都统演武之地),故小教场又被叫作“演武厅”“演武场”。

  与小教场相比,此时的大教场则黯然失色,几乎完全被废弃,由旗人圈占为旗地。在清人所绘的《国朝省城图》中,大教场的位置被标注为“教场故地”。

  关于清朝的大教场,许多资料都提到康熙帝的南巡。康熙一生六次南巡,曾数次亲临“江宁教场”。据《清实录》载:“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甲子,上幸江宁教场,命各将军、副都统、总兵等官及内大臣、侍卫等射。上亲射,右发五矢五中,左发五矢四中。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蹈舞,欢呼动地。”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又在江宁教场大宴文武群臣,观看比武。这次阅兵的壮观场面在著名的《康熙南巡图》中有生动的展现。康熙帝曾作诗纪之曰:“瑞云捧日晓初晴,丽景天开羽仗明。扈跸赳桓多绛灌,分行俊誉尽璁珩。三浆满浥沾须遍,五载南巡泽再倾(自甲子南巡今已五载)。文穆武恬惭化理,万方无事宴升平。”以诗论并不出彩,但对于今人想见当日盛况,不无帮助。关于此次阅兵的地点,说法不一,或云大教场,或云小教场。

  太平军、清军鏖战七桥瓮

  清朝的大教场,作为驻军训练场所的功能虽然大不如前,但因其地处要冲,战略地位依然重要,每逢战事发生,常为必争之地。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与清军就曾数度鏖战于此。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天京)后,太平军即与清军江南大营各部沿城东护城河、秦淮河形成对峙之势。这时,位于大教场东北方秦淮河上的七桥瓮显得尤为重要。太平军在这里设置重兵把守,多次出击对岸清军,并取得佳绩。其中,18549月七桥瓮之战中,清江宁将军苏布通阿重伤殒命。1856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役中,七桥瓮之战也是最重要的战斗之一,对于解除清廷对天京的三年之围意义甚大。

  在后来的天京保卫战中,作为天京外辅,大教场一带仍为清军重点攻略的目标。据《清史稿·洪秀全传》载:同治三年(1863年)九月,清“江宁军自攻克江东桥、上方桥,而城东数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桥,曰双桥,曰七桥瓮,稍远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门、高桥门,迤南则为秣陵,以至博望镇,皆金陵外辅也。(曾)国荃以东路未平,不能制寇死命,令诸军东渡。提督萧衍庆过河破五垒,城寇出争,击退之,遂克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右路方山、土山之寇亦弃垒而奔。七桥瓮踞寇仓皇欲遁,而城中忽出大股来援,两军相搏,总兵萧孚泗乘夜纵火,寇冒火突出,遂克七桥瓮。”七桥瓮既失,光华门、通济门完全暴露在湘军面前,太平军只能依据城墙、坚守城门,做最后的拼杀……

  时光荏苒,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硝烟已逝,瓮桥犹在,桥下秦淮河水缓缓流淌,似乎在述说着无尽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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