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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迁徙中的清代珍档
[发布日期:2018-03-14]   本文已被浏览过: 次   字号:

   “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日本仍不知餍足,连续制造事端,企图吞并华北。北平告急,北平历史文化珍品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当局做出了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运至南京保管的决定。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存清代珍档,也随同这些珍贵文物一并南运,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

  19328月这些文物与档案开始装箱,共分5批南运。首批南运的文物,于193326日从北平西站装车出发,沿平汉路南下郑州,改陇海线东行至徐州,再顺津浦路抵达浦口。由于准备工作不足,当装运文物的列车到达浦口时,南京却尚未找到存放的适当地点,这些文物只能暂停车站。直到3月中旬,当局才决定将这些文物先运到上海租赁仓库暂存,待南京觅址建好保管库后再运回南京贮存。已达南京的首批文物,除档案部分暂存于中山北路行政院大礼堂外,其余由浦口水运到上海。从第2批起,则全部迳由浦口水运至上海。第1批暂存于行政院大礼堂的档案,于第4批文物抵达浦口时,才一并转运上海。运抵上海的文物,大部分存放在天主堂街库房,但第45批属于文献馆的文物与档案则另租英租界四川路一库房存放。

  19354月至19362月间,故宫博物院对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和秘书处运沪的箱件进行了重新清点、编号。为示区别,清点后均于箱号前各冠一代字,古物馆为“沪”字,图书馆为“上”字,文献馆为“寓”字,秘书处为“公”字,合起来就是“沪上寓公”,隐含其暂寄上海之意。只不过,文献馆的旧主,那个曾经在天津做“愚公”的末代皇帝溥仪,此时却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经过这次清点,弄清了文献馆南运文物的内容与数量。其总数为3773箱,但有8箱老满文档运返北平整理后,只有1箱运回上海,故实际南运者共3766箱。据193779日故宫博物院的报告记载,其内容与数量分别如下:(1)内阁大库档案(含老满文档、满文档册、红本、史书、诏敕、军令合约等)1508箱;(2)刑部档案86箱;(3)宫中档案(含请安折、引见履历、缴回硃批奏折、晴雨录、上驷院档、银库档等)461箱;(4)内务府档案(含奏稿、题稿、事简、档册等)32箱;(5)起居注66箱;(6)清史馆档案(含清史稿、上谕档、月折档、长编、本纪、大臣传稿、忠义传稿等)77箱;(7)军机处档案(含汉文档册、汉文折包、满文档册、满文折包、方略等)365箱;(8)实录及圣训507箱;(9)玉牒94箱;(10)剧本5箱;(11)印玺空盒2箱;(12)戏衣200箱;(13)乐器160箱;(14)地图铜版26箱;(15)舆图17箱;(16)图像62箱;(17)仪仗16箱;(18)册宝35箱;(19)陈列室陈列品9箱;(20)武器5箱;(21)盔甲冠服32箱;(22)老满文档册1箱。共计3766箱。

  故宫文物暂存上海期间,南京在积极开展建筑文物保管库的工作。19337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原则同意在南京成立分院和建筑保管库。193412月,故宫博物院在南京选定朝天宫为建立分院和文物库房的地点。但直到19363月才开始兴建,至8月竣工。该库房位于朝天宫东侧冶山下,为依山而建的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长200米、宽80米,同时还在冶山下修建了地宫密室,以备战时之需。9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存沪古物“应即移京并请行政院决定”,但行政院第281次会议议决“暂缓”迁移。此时,身为行政院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的翁文灏,认为“京中保管库现即已落成,自应利用,沪库租金过巨,长此糜耗,则所亏损者,将来难已挹注”,遂于1029日致函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商请再向行政院提出重新讨论,终于1127日获得行政院同意,“准如请即时运京”。128日,存放上海的文物在麦根路车站开始装车,运至南京后全部置于朝天宫文物保管库。

  然而,这些文物由上海运至南京刚刚半年,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继而上海“八一三”战火又燃。沪宁邻近,故宫文物再次处于危急之中。19379月,南京各机关已开始疏散,而故宫文物,除珍品80箱先运长沙外,均尚存朝天宫文物保管库中。时任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总干事的杭立武正联合英、美、德在宁人士筹设难民区,市长马超俊建议将朝天宫也列入难民区,藉能有所庇护。杭立武则认为难民区安全未必可靠,便向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这批文物西迁,后得蒋介石核准,由杭立武负责此项工作。从19371120日至128日,共抢运了1万多箱文物,但仍有较多的文物与档案被迫遗弃南京。其中文献馆遗弃在南京的文物和档案较多,这是因为,当时的抢运工作不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而是仓促行事,任凭工人去搬,这样轻而小的箱子多被搬走,而文献馆的箱子大多是装得满满的档案,既大且重,因此有1728箱陷于南京未能“脱身”。

  被抢运出的文物和部分档案,分水陆两路西进。陆路经宝鸡、汉中、广元至成都,水路经汉口、宜昌至重庆。为避免日机空袭造成损失,1938年底,当局又决定将这批文物从成都、重庆两地疏散。几经查勘,最后选定乐山城外安谷镇之民祠十余所及峨嵋县之大佛寺、武庙等处为存放地点。19397月和9月,成都、重庆两处文物分别疏运至乐山与峨嵋存放,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文献馆被抢运出的文物与档案入川后重新进行了分类统计,共计2038箱。其中存放乐山县的有:(1)书画60箱;(2)图书18箱;(3)册宝17箱;(4)服饰7箱;(5)档案970箱;其中红本157箱、史书24箱、实录128箱、起居注31箱、圣训5箱、上谕25箱、诏敕6箱、奏折99箱、折包175箱、玉牒12箱、请安折8箱、银库档13箱、上驷院档2箱、刑部档10箱、清史馆档77箱、实业部档4箱、杂档194箱;(6)乐器1箱;(7)兵器1箱;(8)杂项8箱。共1082箱。存放峨嵋县的有:(1)册宝15箱;(2)服饰198箱;(3)档案708箱,其中红本316箱、史书51箱、实录98箱、起居注36箱、圣训20箱、奏折5箱、玉牒22箱、请安折13箱、银库档35箱、上驷院档17箱、刑部档22箱、满文档11箱、杂文档62箱;(4)乐器30箱;(5)杂项5箱。共956箱。

  19458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中旬,故宫博物院即派人到南京办理接收工作。1946125日开始点收文物与档案,发现档案箱件多数原封未开。据故宫博物院院务报告,共接收图书、档案、红本、玉牒、史书、圣训等187823615捆。存川文物,则于1946121日起开始向重庆集中,10月全部集中完毕,12月由重庆运至南京。这些文物运抵南京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交通受阻,一时难以运回北平。

  19481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南京随时有可能被解放军占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举行联席会议,拟选择文物精品运往台湾。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其南京住宅中召集了一次谈话会,到会者有朱家骅、傅斯年、李济之、徐森玉及杭立武等人,并初步决定挑选精品文物600箱运至台湾。后又扩大了挑选的范围,最后分3批共运走3824箱文物,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运出2972箱,中央博物院运出852箱。此外,同时运往台湾的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台湾当局就是以此为基础,建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运往台湾的文物中,文献馆的档案仅有204箱,其中宫中档31箱,军机处档案47箱,实录2箱,清史馆档案62箱,起居注50箱,图书1箱,诏书1箱,杂档2箱,本纪8箱。这些档案于1949130日随第3批文物从下关运出,至台湾的基隆,后转至台中,196512月又迁至台北。

  被运到台湾的档案文献较少,是因为当时考虑到每种史料都有几百箱之多,而大都又未经整理,如从中抽运若干箱会把整个史料拆散。因此,在起运第12批文物时,就没有考虑这些档案,第3批虽然运出一些,后因船上装不了,部分又被退回库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战乱在外颠沛流离行程数万公里的珍贵文物,大部分都运回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属文献馆的清代档案文献,直到1958年和1962年才分批运回北京,并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组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妥为保藏。至此,这批在外流浪20多年的清代珍档,除运至台湾的204箱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得到妥善的保管,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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